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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易博APP
                                                                            发稿时间:2020-08-12 16:32:46

                                                                            相关市领导承诺,9月30日前,全面完成1400多项政务服务和便民事项“五减”、“一门一窗一网一次一起”改革;加强管理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建制派里有部分人没有家国情怀,这是真的。他们愿意跟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国两制”政策,不会提出另外一套将香港视为“独立政治实体”的政策。他们也不会做任何事情冲击或损害国家和中央的利益,他们愿意接受在中国宪法和基本法所共同构成的宪制秩序下活动。但他们很多背后的动机不是因为他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或者对中国人有相当的好感,部分人是没有的。他认为他所看到的香港利益、他所看到的他自己的利益,需要让他做好这些事情。

                                                                            香港人表面上,特别是在生活方式和表面行为上,好像很西化,但实际上很多香港人的价值观都是很传统中国人的,很多时候是用中国传统价值观去理解或者界定要不要接受西方带来的东西。

                                                                            国安法其实也可以在一些情况下出手的,国安法要确保“一国两制”全面实施,要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要压缩外部和内部的敌对势力。面对这些情况,除了国安法外,中央肯定有很多权力可以运用,只是反对派也不清楚会有哪些招数而已。

                                                                            此外,港人看法治,是看结果是否符合他的道德观,而他的道德观很中国化。如果有些案件,法庭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他的中国道德观,便会质疑。比如以前都说杀人偿命,为什么有些人不用偿命?因为很多原因,其中可能涉及人权考虑和检控或司法程序出错。而不少香港人不把人权看作至高无上的事,不信天赋人权;很多人认为,人权就是社会为了奖励某些人而给他的特别权利,有些人对社会贡献大点,他就应该多点人权。这远不是西方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

                                                                            其实自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刊宪生效以来,已有多名人士因涉嫌违反该法遭警方逮捕。然而即使至今,香港内外仍有部分舆论将这些人的乱港言行视作行使港人的表达和集会自由,以“人权”为由反对警方执法。

                                                                            去年发生的事情正好印证了“香港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流于表面”这一判断,出现一些重大政治纠纷时,所有西方价值似乎都没有办法帮助香港恢复秩序,保障个人的身家、性命和财产。

                                                                            根据我自己对香港人的文化研究,其实香港人的内心还是蕴藏着很多传统文化特征的。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在香港仅是表面上的,在平时的交际仪态上看得比较明显,但是到了深层次,对西方文化背后那一套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观,特别是再深层次的文化宗教观诞生的历史背景,香港人未必能很清楚。

                                                                            刘兆佳:在香港有两个词语要搞清楚,一个是“爱国者”,一个是“建制派”。以前以至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将这两个词混在一起,认为爱国者治港就等于是建制派治港。以前特区政府也经常说爱国者治港,但说着说着,现在很少人说爱国者,而是说建制派,仿佛建制派等于爱国者。这肯定不是的。

                                                                            观察者网:在采访之前拜读了您的《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一书,这书集合了您上世纪末的部分论文研究。您在书里提到一句,“港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流于表面”。我有一疑问,怎么理解“流于表面”这表述?